这两份全球契约不是相互排斥的， 而是相互补充， 使国际社会认识到移民和难民“面临许多共同 挑战和相似的脆弱性”。51 联合国难民署（UNHCR）和国际移民组织（IOM）认为，这两个契约可以 共同应对移民和难民亟待解决的共同挑战。52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应用范围比《难民问题全球契 约》更广，它“解决关于移民的各方面问题”。《难民问题全球契约》仅限于关注难民大规模流动过 程中产生的特殊问题（包括但不限于长期流离失所者），因此《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是对《难民问题 全球契约》的有效补充。53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提出了360度审视国际移民问题的构想”， 54 应对 一个移民周期中的所有问题，涵盖移民离开原籍国、包括身处过境国期间的移民途中、到达并停留在 目的地国、返回原籍国等各个阶段。在早期草案中，两项契约都没有涉及与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密切 相关的流离失所问题 。一些利益相关方希望将针对这两种原因导致的流离失所者的保护措施纳 入《难民问题全球契约》 中，但未获得各国同意 。然而，“ 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 不利影响 ”却被纳入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的最终文本，并体现在目标 2（尽量减少迫使、人们离开原籍国的不利肇因和结构性因素） 中 。       

      这两份契约在应用范围和实现目标上的不同之处规避了二者之间的矛盾， 并体现了一致性。但是， 这两份契约中潜藏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重叠领域：从第一收容国（countries of first asylum）流出的 难民与其他大规模移民流动混杂在一起。56 有很多人意外抵达目的地国，这其中包括强烈要求国际 难民保护的人和不要求难民保护的人，这对国家庇护系统和人道主义机构提出了极高要求。有时甚 至不是难民的人也急需援助和保护，如无人陪伴的儿童；《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在目标7（应对和减 少移民活动的脆弱性）中反映了此项需求，但是目前没有一个契约能够解决难民的“二次流动”问题。

      2015-2016年往返欧洲的主要经验教训之一是，有许多难民会从他们从原籍国流离失所并抵 达第一个国家后继续旅行，以寻求更大的安全或更有希望的前景。2015-2016 年的欧洲移民潮中， 难 民 “ 二次流动”的原因部分缘于地理位置（尤其是土耳其和希腊的近邻关系）和第一庇护国的拥挤状况，但也受到技术（包括偷运者运用的技术）、“流动资金”和信息交换的重大变革 的影响。57 Paolina Roccanello 的故事（见下文）着重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发生的巨大 变化：当时难民很难凭一己之力跨越欧洲，但现在情况大有不同。

      “应用软件化”（appification）之前的移民迁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大型难民危机及《难民公约》 问世的近 70 年来，世界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a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移动电话和传真机的年代，邮政服务很慢且经常中断。 电报和电话通讯服务能力有限且费用昂贵。在战争阴影下的 1947 年 4 月，Paolina Roccanello 和母亲乘坐 SS Misr 在战争阴影下从意大利抵达墨尔本。b 他们很幸运能与父亲团聚；父亲于 8 年前移居澳大利亚， 当时他预期家人很快就能紧随而来。在那个通讯技术不发达的年代，在 一家人因战争被迫分隔两地期间，孩子只收到过一封父亲寄来的信件，而邮寄这封信花费了 五年。这就是当时的状况。

       二战后，受战争破坏的欧洲以外的难民流动开始由各国（包括联合国）监管。联合国协 调将难民遣返、返回和重新安置到第三国。在今天，这种迁移是缓慢的、受到高度管制且经 过筛选的。关于难民的资料基本上由各国垄断，而迁移到其他区域的机会则仅限于正式渠道。 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一些难民现在可以自行迁移，行使一定程度的主观能动性。58与被迫迁移和自愿迁移之间的“二 元结构” 相反， 59 难民的迁移往往出于复杂的动机，即：他们可能因为冲突或迫害而离开祖国，但他们选择目的地国是因为该国提供的经济机 会。他们很可能符合难民的定义，并且无法返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