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从新加坡的养老金、医疗、住房保障和教育保障四个方面介绍新加坡的法定福利。新加坡住房保障是世界上最有特色的，这一点对于我国各个城市调控房价具有参考意义。
2、医疗保障政策
3、住房保障计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国土面积狭小而人口密度很大。1959年自治时面临着严重的"屋荒"，当时200万人口中有40%的人居住在贫民窟和窝棚内，恶劣的住房条件导致公共卫生状况恶化和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为解决居住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1960年新加坡政府宣布成立建屋发展局。1964年又推出"居者有其屋"的政府组屋计划。
首先，新加坡政府主导组屋的开发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土地和资金保障。新加坡是市场经济国家，但住房的建设与分配并不完全通过市场来实现，而是由政府主导。新加坡政府十分明确自身在解决住房问题上的责任，制定了符合其国情特点的住房政策和分阶段建房计划，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法律、金融和财政手段，大规模兴建公共住房。
土地是国家财富之源，也是组屋建设的基础和命脉所在。1966年新加坡政府颁布了《土地征用法令》，规定政府有权征用私人土地用于国家建设，可在任何地方征用土地建造公共组屋；政府有权调整被征用土地的价格。根据该项法令，新加坡政府协助建屋发展局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土地开发权。
在资金方面，新加坡政府以提供低息贷款的形式给予建屋发展局资金支持，支付大笔财政预算以维持组屋顺畅运作。此外，为保障普通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组屋，其售价是由政府根据中低收入阶层的承受能力来确定，而不是靠成本来定价的，因此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并造成建屋发展局的收支亏损。这部分损失政府核准后每年都从财政预算中给予补贴。据统计从政府开始拨款计算，累积的政府补助金总额已达159亿新元。政府财政支撑是新加坡组屋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2)实行"公共住屋计划"。为解决低收入者无力购房的难题，1968年9月中央公积金局推出了"公共住屋计划"。在这一计划下低收入会员可以动用其公积金普通账户的存款作为首期付款之用，不足之数由每月交纳的公积金分期支付。如果普通账户的存款不足支付，可向建屋发展局贷款，用将来的公积金来偿还。
(3)以家庭收入水平为依据，实行公有住宅的合理配售政策。自1968年新加坡大力推行政府组屋出售政策以来，购房者日益增多，如何搞好公房合理配售，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合法权益，为此，新加坡政府制定了缜密而严格的法律法规，对购房人条件、购买程序、住宅补贴等均作出严格规定，按照公平原则进行合理分配。政府制定了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购屋准入政策，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调整收入上限。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规定只有月收入在1500新元以下者才可申请购买组屋；80年代提高到2500新元，随后到3500新元，目前放宽至8000新元，以接纳更多人购买。这样基本保证了80%以上中等收入的家庭能够购买到廉价的组屋。
出台法律严格限制炒卖组屋，确保组屋政策顺利实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格限制炒卖组屋的行为。建屋发展局的政策定位是"以自住为主"，限制居民购买组屋的次数。规定新的组屋在购买五年之内不得转售，也不能用于商业性经营。如果确实需要在五年内出售，必须到政府机构登记，不得自行在市场上出售。一个家庭同时只能拥有一套组屋，如果要再购买新组屋，旧组屋必须退出来，以防投机多占，更不允许以投资为目的买房等等。由于严格执行了上述一系列措施，新加坡政府有效地抑制了"炒房"行为，确保了组屋建设健康、有序地进行。
据建屋发展局的最新统计自1960年以来，建屋发展局共兴建组屋990320套，目前约有82%的新加坡人口居住在政府组屋中，组屋政策真正成为"普惠性的政策"。
4、教育福利
1989年6月，中央公积金局推出教育计划。会员可动用其公积金户头里的存款，为自己或子女支付全日制大学学位或专业文凭课程的学费。可动用的款项是扣除最低存款额之后总公积金存款的80%。学习毕业后一年需还本付息，分期付款的最长年限为十年。这项计划使公积金功能扩大到教育保障，有利于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新加坡教育事业的发展。
我们总结新加坡法定福利，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
首先，新加坡的制度很适合也只能适合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政府所谓的保障更多的是帮助公民进行金融理财，所以弹性特别大，细节特别多，差异性和个性化也很强。
其次，新加坡的意识形态还是偏向于自由主义，国民社会保障水平取决于个人的工作收入而非社会的再分配，也就是在以政府责任为主的传统社会保障中强调更多的个人责任，新加坡政府主张"人民的事由人民自己掏钱"，从保障资金的来源上强调个人对自己的福利保障承担足够的责任。这一点与西方国家盛行的福利型社会保障，即政府每年要提供大量补贴和拨款相比截然不同。
另外，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按照"效率优先，机会平等"的价值理念而设计的，在以关注公平为主的传统社会保障模式中加入更多的效率机制。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协调社会发展的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李光耀强调指出:"如果从工作和进步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利益，没有公平地让全体人民分享，我们就不会得到他们全心全意的合作和参与。""不能听任自由竞争造成社会不公引致局势紧张"，但同时又谨记效率是社会发展的根本，"重新分配不能过头，以致造成浪费和滥用，卓越者不再奋发图强"。正是抱着这一理念，新加坡政府虽然主张通过国家的力量给予低收入阶层一些照顾，扶弱济困，以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但却反对实行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以避免"泛福利"现象的发生。
这一价值理念在新加坡的医疗保障和住房保障制度中得到了鲜明的印证和体现。医疗保障制度通过实施"3M"计划，不论公务员或私人企业雇员，不论富有者还是贫困者都有能力负担自己和家庭的医疗保健费用，从而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保证了社会公平。同时划入个人医疗保健储蓄账户的资金以会员的工资为基数，这使得医疗保健储蓄与个人工作收入紧密相联，会员越是努力工作，医疗保健储蓄存款就越多，他所享受的医疗服务就更好，这又体现了效率原则。而住房保障制度在对社会较脆弱阶层给予补贴、满足了中低收入人群的基本居住需求、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同时，也不是人人享受同样的福利、买到同样的房子，而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来选择购买大小、档次、舒适程度不同因而造价也不同的住房。
最后我们要说，新加坡的制度特别强调家庭本位--强调家庭互助共济，具有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由于历史原因，新加坡深受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儒家文化中的"孝悌"观念在这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因此新加坡十分注重发挥家的社会功能，强调以家庭为中心维护社会稳定，要求国民充分履行对家庭和社会应尽的义务，鼓励家庭成员互助共济。这一理念充分反映在中央公积金制度中。多数公积金计划都涉及到一家三代人，鼓励全家人守望相助、互相支持。其中，"保健储蓄计划"是指会员储蓄以保障个人、配偶、子女以及父母的医疗费用。会员不但可以保障自己，，而且惠及配偶、父母和子女，尽到孝道与责任。"最低存款填补计划"和"家庭保障计划"、"家属保障计划"的推行强化了家庭保障功能，使家庭成员之间的社会障利益相联，增强了子女对父母、国民对家庭及社会的责任意识，从而密切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增强了家庭凝聚力，提高了社会稳定性。
